《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晋永权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版，页，.00元近日接连读了三部关于摄影的著作，所研究的主题分别是中国人日常生活摄影与历史记忆、英国早期摄影与儿童表演和影像收藏、早期摄影与十九世纪非裔美国人的社会政治叙事，仿佛面对着一幅摄影史研究的拼图，而它们之间的共同特点似乎就是因其所论述议题的独特性而尚未进入摄影史研究的主流叙事之中。从历史图像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所产生的独特的边缘叙事正好提出了重要的核心问题：如何在多元的和边缘的影像叙事中认识历史面貌的真实肌理，如何在视觉图像的微观证供与历史的整体叙事之间建立真实的联系。对于正在探索中的历史图像学学科建构来说，这三部著作一再提醒我们思考历史与图像研究的前景，以及其中心与边缘问题——在知识生成过程中的核心叙事的多元化和去中心的可能性，尽可能使曾经产生过真实影响的图像及其生产与传播重新呈现在历史整体叙事之中。晋永权编著的《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上海人民出版社，年10月）为研究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历史记忆提供了一部极为丰富的图像文本和有思想性的论述文本。谈到日常生活影像，自然会想起多年来一直流行的“老照片”的概念。在去年5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文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图与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图像及视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摄影史专家冯克力和晋永权分别发表了研究老照片和“佚名照”的论文，共同揭示了两者之间有更多的研究空间有待挖掘。我印象很深的是冯克力在《读图与观史：以老照片》的论文中谈到第68辑《老照片》刊出李象新先生父母的合影，在这种司空见惯的夫妻合照的背后是一位名叫李禹九的中国农民在狂热时代氛围中的清醒、不随波逐流以及在历史洪流面前的执拗态度和个人命运。正如美国的历史学者、《老照片》研究者爱德华-克雷布（EdKrebs）所说的，《老照片》重视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历史的权利，也刺激了个人以历史本身的逻辑和他们自己的语言看待历史。晋永权在关于“佚名照”的论文中提出了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摄影具有表演性、符号性、模仿性和互图性四个重要特征，为解读普通人的生活图像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路径。刚出版的这部《佚名照》是作者经过二十多年的图像收集、整理，从来自全国几十座城市的废品店、旧书店、旧书网等淘来的三万多张黑白老照片中甄选出自年代初期到年代末期一千五百余幅佚名的日常生活照片，从中思考中国人日常照相行为中的社会与历史逻辑。
所谓“佚名照”指的是照片的拍摄者、被拍摄者及持有者皆无名姓，从图像研究所需要的相关信息来说这当然是重要缺陷，因而也容易受到研究者的忽视。但是在晋永权看来，恰好是这种缺陷而使得这类影像摆脱了当事者的记忆叙事常常带有的局限，反而为基于影像本身的分析、判断，以及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大量个案的集中归类进行整体观照提供了可能。这些图像因为佚名反而更直观地拥有了共同的身份特征，更直接地呈现了消弭了个案差异的社会历史建构之物，从个体、家庭及特殊人群的记忆载体衍生为公共记忆的共享之物。“综观起来，读者不难体悟到，看似杂乱无序的日常生活照片，实则有着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它们无不是建构的产物，无不遵从于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自序：佚名之名”）因此，汪家明先生认为晋永权“把影像学与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联系起来分析、考证，发掘出与影像有关却又超出影像的新角度、新思维。”（“写在前面”）
在归类研究和“整体观照”的路径引领下，晋永权从看似杂乱无序的日常生活照片中发现的“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和它们所遵循的“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政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双重建构，年照相业全行业基本完成公私合营，“照相业无论从生产的内容形态到审美趣味，都得到了规制。自此，政治意识与商业意识在大众日常影像生产领域实现了结合”（23页）；二、传统文化意向与日常生活审美情趣的混搭与再造，产生了颇为独特的“中国式照相”影像范式；三、新影像类型的产生与其互图性特征并举、共生，表演性图式特征的产生、传播与互图性的作用紧密相关；四、规训与叛逆、控制与散逸的双重变奏，从日常生活照片与宣传照片之间的关系中揭示了潜藏在日常生活影像中的意识形态规训及叛逆。在“后记”中他引述了年苏珊·桑塔格来中国后对中国摄影照片的论述，认为她没有提及现实政治因素对人们日常行为举止的型塑、规制。（页）这里应该补充的是，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分析安东尼奥纳拍摄的《中国》的时候，也已经提出在中国甚至连私人的照片也都是集体性的，指出在中国人的摄影中政治和道德没有留下任何的空间可供表达美学的感受。最后，他从这些老照片在本世纪初被大量涂抹、丢弃、经过废品站等渠道流入旧货市场的历史景观中看到了以图像维系起来的亲属关系以及个体和历史的关系的脆弱性，以及这个时代急速发展带来的眩晕感，佚名照的最终流向也成为了时代变迁的真实见证。
在《佚名照》最后所列的参考文献中，不但可以看到跨学科研究的资源，而且有不少有意思的文献档案浮现出来。例如在北京有《市府关于禁止笔记本、手册等印国旗、国徽、领袖像的通知》（年）、《文化部美术研究所反映商场有个别橱窗陈设布置反映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请查处的函》（年）；在上海有《关于取缔黄色照片和进一步加强照片社管理的联合通知》（年）、《中国照相馆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有关材料》（年）；天津的《贯彻中宣部禁止印售外国港澳明星照片》（年）；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批转广州海关“关于从港、澳邮递进口的印有反动电影明星照片的日月历贺年片的处理意见”》（年）、《关于几种外版画册和党史图片资料停售》（年）、《关于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人物的书籍、文章、图片、照片全部封存的通知》（年）……在这些货真价实的档案史料背后，就是一部独具时代语境和国情特色的图像政治史中的重要篇章。
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牧师（CharlesLutwidgeDodgson，—）是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数学讲师，同时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Carroll）是他的笔名，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爱丽丝”童话系列，《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女主角爱丽丝是全世界的儿童甚至包括很多成年人所热爱的文学形象。他在世期间，摄影正是一种日益普及的新型技术和文化新景观，他对摄影的兴趣、探索和投入使他成为早期摄影的顶尖票友，自从爱上摄影之后他的一生就与之不可分割。但是，虽然在摄影史叙事上也会提到他对摄影的热爱和对拍摄儿童摄影照片的痴迷，但是无法全面、深入地呈现出早期摄影史中的这种充满个性化和复杂文化肌理的个案。英国琳塞·史密斯（LindsaySmith）的《摄影漫记》（LewisCarroll:PhotographyontheMove，；黄东黎译,中国摄影出版社，年10月）深入探索了刘易斯·卡罗尔在声名显赫的儿童文学创作之外被忽视的摄影生涯，从卡罗尔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的工作室开始，到伦敦的剧院、海滨小镇伊斯特本，以及年的俄国之旅，追溯了卡罗尔写作生涯之中的摄影之旅和照片收藏之癖，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丰富的文学家与摄影家的多维形象。
《摄影漫记》，[英]琳赛·史密斯著，黄东黎译，中国摄影出版社年10月版，页，98.00元实际上，这是一部以卡罗尔个人的摄影与图像收藏活动为中心展开的摄影文化史和社会史，作者以一种异常敏锐的关于“关联性”的思维和新文化史研究方法把早期摄影与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及文化的许多事物连结起来：邮政状况、信件写作、火车路轨的延伸、旅行中的人与事物、儿童表演、戏剧服装、戏剧导演、舞台布景、旧货市场、照片收藏摊位、物理与化学工业、语言障碍治疗、印刷品装订、海边娱乐设施……，最关键的是从摄影引申出来的这些关联性并非仅是一种物质性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一个文人的敏感心灵和极为丰富的感性经验与文化价值，是早期摄影的文化“炫光”的丰富性与微妙性的真实反映。毫无疑问，传统的主流摄影史叙事难以从观念上和表述框架中容纳这样的一部五光十色的摄影文化史和社会史，难以全面揭示源自他个人的敏感个性、跨界才华和实践行为如何使摄影这种新媒介在建构新的文化观念和美学感性潮流方面产生极大的能量。对于这个似乎显得很一般而且容易被忘记的书名《摄影漫记》，作者认为意在表达卡罗尔作为一名十九世纪业余摄影爱好者在地理位置上的移动，以及那些照片从它们的诞生地就开始的迁徙；另外“摄影漫记”这个说法也间接地表达了卡罗尔对他所认识的“运动的图片”的兴趣，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卡罗尔如何看待运用“静态”的照片来记录动态的场景。（11页）可以说，从这个书名中也可以看到作者似乎是在卡罗尔的影响下，把摄影与其他事物的关联性作为一种思维与表达方式。在此之前，琳赛·史密斯还写过一部《聚焦政治：妇女、儿童和十九世纪的摄影》（ThePoliticsofFocus:Women,ChildrenandNineteenth-centuryPhotography，TheCriticalImage，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年），该书书名中的“聚焦”也是具有多重涵义：从摄影的聚焦到敏锐和“内向”的政治
